人生如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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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 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 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 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 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 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 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 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 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 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 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 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這是一首好歌，因為歌詞所宣揚的東西隨時隨地對中華兒女來說都是正確的，尤其是現在。

打向莫高窟讲解员的两记耳光------史上“最牛”的团长夫人莫高窟前丑陋一幕现形记
　　
　　　　镜头一：10月6日上午十一点三十 分（国庆长假第六天），在莫高窟最为著名也是最为拥挤的藏经洞，有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在伸手触摸一千年前的西夏壁画时，被我部一年仅19岁的女讲 解员制止，该妇人顿时大怒，拂袖而去。不料该妇人顷刻即回，身后簇拥两名壮汉径直走向了那位斗胆说了“不要触摸壁画”的讲解员。顿时二记耳光响彻洞窟，伴 随着耳光的是她那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洞窟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此时受辱的19的小姑娘早已泣不成声，该妇人方才扬长而去。
　　
　 　　　镜头二：（莫高窟小牌房入口处）当几名莫高窟的保安人员将该名女士带到办公室内询问情况时，该女士大发淫威，反诬讲解员打了她们，并且想强行离开现 场，当保安人员考虑到游客过多，不要阻塞参观通道，请她到旁边的办公室等待公安人员的到来时，本以为该女士的丈夫会劝阻其配合调查，不料想该丈夫说：“你 们不要浪费警力，这里不就是一个景点吗？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几分钟的一个小事，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镜头三：（接待部办公室院内）当公安人员从市区赶来，进行调查取证时，满脸轻松的该女士轻佻的对办案人员说：“阿Sir，你看我像是不讲道理的人 吗？”调查取证期间该女士与同行者们谈笑风生，颐指气使。其中一位颇像有些身份的人拉着办案的警官说：“你们谁是处理这个事情的负责人，我和你们单独谈 谈，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你们。”原来该夫人确实大有来头，她乃某某农垦建设兵团某某团的某某团长的夫人，该团长大人居然与其同行。
　　
　　　　镜头四：（在派出所取证期间）该夫人极其淡定，并表现出超人的心理素质，面对公安局的办案人员，依然坚持她才是被打的受害者。此时她的“扈从”们正忙着打电话与各方联系，该夫人面带笑意，颇似胸有成竹……
　　
　　　　镜头五：次日（10月7日凌晨）在当地公安机关连夜往返800多公里，在嘉峪关市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证人并取得有力的证词后（19岁的受辱的讲解员自始至终语言文明，被打后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该女士软瘫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镜头六：（接待部会议室）当该女士在公安人员陪同下，来到莫高窟向被打讲解员赔情道歉时，下车后，她毫无愧色、面带笑容，昂首阔步走入会议室，在近百名讲解员的注视下，面对受辱讲解员委屈的泪水，几句敷衍之词，草草了事……
　　
　　　　镜头七：当部门同事陪同受辱讲解员去医院就诊的途中，路过敦煌宾馆时，有人竟无意中发现该夫人在一行人的簇拥下，登上四辆豪华轿车，其中有两辆车的车号居然是（新O•A0918和新O•A0922）。
　　
　　　　我们不禁感叹真是：“好牛的团长”！“好牛的夫人”！“好牛的警车”！……


看见没，这就是PLA，永恒不变的土匪本色。

作为一个被洗脑者，你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解放军是光荣的云云。于是理所当然，这么多年，我们对那些穿军装的站得笔挺的人感到敬畏。当然，我这里要说的，跟我们能看见的这些人无关。因为他们现在除了称号之外，没有哪一点跟解放沾得上边的。如果他们不来镇压我们，我们就该烧高香了。我要谈论的，是那些打内战的军人，他们的问题不是败类两个字能够解释得清楚的。
前不久，新疆发生了暴乱，有人在打砸抢，还烧，于是自有政府派人去摆平。摆平之后，告诉你们，是分裂分子搞得怪，他们要搞独立，要分裂国家，目的是什么呢？告诉你们这些人是坏人；现在我们把共产党政府换成蒋介石政府，然后有解放军“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认为该不该派人去摆平？至少，我认为一个正常的政府是应该去做这件事的，即便是民国政府这样一个被战争搞得头破血流的政府也应该把这件事给做了，“攘外必先安内”，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当那帮人自称红军跟着一个姓毛的家伙占山为王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被当成土匪给剿灭？于是五次围剿是必然的，若非国势衰弱，也用不了五次就能把这些人剿灭。
事实上，整个过程里面，蒋介石政府都没有做错什么。剿灭土匪，打击暴乱分子，这都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只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输了。输了之后，所有中国的问题都变成老蒋一个人的问题了，什么不抵抗政策之类的。试问，你们哪只耳朵听到蒋介石说不抵抗了？你我必然都没听到过，只是伪历史告诉我们的。不过伪历史究竟是伪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比如都是抗日的话，国军怎么越打越弱而你解放军怎么越打越壮大；国军拉壮丁，壮丁连国军都要来拉，未必会自己跑到解放军那边去？在哪边不都是打仗；工人阶级是先进的，你为什么却靠的是农民阶级来搞革命……这个都不是重点，历史被伪造是必然的。换了老蒋上台，估计你解放军跟什么藏独疆独这些也没什么区别了。然后问题出现了，当年老毛搞了所谓的“革命”，最后成功了，跑到我中华大地上某处高喊“XXXXXX国”成立了，于是看起来大家都很HIGH；但是如果小马哥突然在某处高喊“XXXXXX国”成立了，你们是什么心情，依然很HIGH？
于是乎，当年的解放军实质上跟现在的暴乱分子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当年的老毛却比现在的老李老陈要过分得多。土匪，山大王，该不该剿灭？抱头鼠窜翻雪山过草地居然也成了壮举，可笑不？直到目前为之还有那么多人被洗脑着仰慕这些当年是土匪的人，悲哀不？解放军，你们究竟解放了谁？
由此可见，依靠农民阶级组建的军队跟传统的农民起义军没有本质区别的。根本不可指望其解放任何人，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我吃不饱饭我要造反；但我造反了我还是吃不饱饭，但是你们本来能吃饱饭的人也吃不饱饭了，于是我心理就平衡了。于是他们没有解放任何人，反而把更多的人拖入了吃不饱饭的漩涡里面了。这种破坏性质的军队，被人们所崇敬，只因为他们的骗术成功了，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这个民族的人，太蠢了。
我一向认为国军的人素质是比较高的。因为当他们被“志愿”去朝鲜的时候，不管有意或无意的被俘，最后都没有选择回中国，也没有选择回台湾，这才是素质和智慧的体现。中国就需要这样能够认清形势的人。如果你“志愿”去朝鲜是为了“志愿”摆脱中共的统治，我绝对认为你是高人。没逃走的，甚至跑回来的，就属于各种悲剧。
虽然他们现在不是暴乱分子了，但是切不可指望他们能保护你们的利益。即便他们可以保护国家的利益，不过国家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似乎是相互独立的，因为你连决定谁上台执政的权利都没有。